摘要：[19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

而刑事追责程序繁琐、惩戒难度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惩戒不力。

[196]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司法改革的重大理论，指引司法改革在符合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全面有序推进。确保法律实施，必须坚持严字当头，严格执法、严格司法、严格监督，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97]他多次强调：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人民幸福生活、美好生活，表明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习近平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如果说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是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一族或一组理论集合，那么，基本观点则是一系列彼此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要素。法律被视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手段。

次要社会制度，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AND前后有三种关系：1.法律对社会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2.社会对法律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3.法律和社会之间有何种互动？这种互动会产生什么结果？由于没有明显的界限，自从诞生以来，这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吸引了无数研究者。为了理解这一点，学者们必须避免那种把法律方法论化约为一种论证理论的倾向。第二次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仍在继续。

无论从社会对法律的影响的角度，还是从法律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关于社会与法律的研究正在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从社会理论出发研究法律，意味着对法律的研究可以是宏观的、中层的，也可以是具体的、细微的。

人们通常把社会比作供人居住的房子或表演用的舞台。就第二方面，即法中的社会理论而言，截至目前，出版的作品仍然屈指可数。同时，因为人的寿命有限，不同时代和年代的社会行为者可能会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自由法学派的倡导者坎托罗维奇对法律社会学的发展也有突出贡献。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哈特、德沃金、甚至拉兹、阿列克西及其著作还会是人们讨论的话题。比如说，研究美国的法律完全不用考虑德国的或法国的法律，更不用考虑中国的法律。社会理论的这种特质为法律研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法学研究从自然法学的美好愿望中清醒过来时，便拥抱了法律实证主义，尤其是分析法学，奥斯丁和边沁当年根本无法预料将近一个世纪以后分析法学竟然会走投无路，这当然要归咎于哈特和德沃尔金貌似重要实则无所谓的大辩论，更应该归咎于分析法学的继承者们通过包容性和排他性实证主义的探讨，将法学研究带进了无处容身的死胡同。在法学理论中，法的话语理论构成了规则中心主义和经验中心主义以外的第三种法律观。

解放和发展对法律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法律的发展，并同时锤炼了人的理性---功利性、逻辑性和规则性，使已经系统化了的法律更上一层楼，发展为法律文明秩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法治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同中世纪法律取代宗教作为主要社会规范的时代具有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年经历了数百年的艰苦努力而发展起来的宗教秩序受到了来自法律秩序的严重挑战，结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理查德·波斯纳是最明显的受益人。解放与发展则在法律的框架内得以实现。

在中层意义上，社会理论与法试图连接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普通与特殊，探究理想模式的可行性，分析社会结构与法及社会行为与法的复杂性。社会理论自其创始以来已经经历了两个王朝：（1）社会理论的古典时期被三位、更准确地说是五位古典思想家所引领：孔德、齐美尔、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从社会理论的视野研究法律，正好能纠正法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关于经典作家，诸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法律思想的研究显然属于此类。（三）实用主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议题是实用主义。昂格尔的新作《自我的觉醒：被解放的实用主义》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但就第三方面的研究而言，真可谓海阔天空，前程似锦。研究者乃是或者想要成为政府的谋士的人。

回顾法理学的发展史，我们知道法理学不同流派的出现是18世纪以后的事。由于社会理论的这四个特点，社会理论的研究必然会兼顾理论和实践，描述与解释离不开经验性的研究，批判与想像永远都和理论与哲学为伍。

而庞德则以其社会工程说，社会利益说等学说进一步丰富了法社会学的内容。两者都和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前者可称为社会行为者，后者可称为社会环境。而自然法学，无论是神学的、超越的还是理性的、世俗的，或是马里旦或菲尼斯笔下以人性为基础的，无一不是一种理想的诉求。诚如作者所言，经过半个世纪的牵线搭桥，法律与社会理论研究仍是令人沮丧的相互分离。社会是指反复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人际互动及其关系范型。

（四）话语理论与法律的沟通之维 话语理论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术语，它在人类学、语言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应用结出了累累硕果，同时也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由于人具有思想的能力和能动性，社会行为者并不会机械地被动的受制于社会环境。

他们希望自己的著作可以作为一丝红线，拉紧两者的关系，或者开启新的浪漫一页。假设采取普遍主义的态度，法律的价值是普遍的，就必然具有客观性，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可以适用的。

（四）宏观社会理论的式微 21世纪的学术界，面对知识的皮毛化，学问的商业化，出版物的图片化，文化内涵的青少年化，已经没有人敢于或者有意营造完整的思想理论大厦。法律体系从来不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而是为协商和商谈提供了空间。

由于人具有群居的特点，人的行为也可以成为群体的行为。我们把法律是什么看作哲学问题，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是上帝的意志、理性的反映，我们给了法律很大的定义。除此而外，前文所提到的关于社会秩序、社会控制、社会组织、社会演变、纠纷解决、社会规范、社会调整、意识形态、社会公平正义、权力、惩罚、法律意识、法律文化、法律职业、法律与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程度的积累，其中也不乏上乘之作。解放的主题催生了人权的概念和体系，而发展的主题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

一组是沟通的三角——发出者―表达―接受者，另一组是意义的三角——符号―指陈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法理学中，它们相对较新。

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某一个而是多个法律制度与特殊法理学（particular jurisprudence）相对。它的中心思想是法律为人之行动提供了一种框架——一种沟通的框架。

在这种意义上，法律被视为一种地方知识，不能推而广之。符号是语言的表达，指陈的现实是符号指涉的现实，意义是前两者间联系的结果。